映象新闻

而伴随着卖地收入以及税收的下滑，习惯不受束缚花钱的某些地方政府难免将闲不住的手再度伸向民间。

绕一圈之后，国内的通胀，人工、土地价格都大幅上涨以后，最后汇率还是要升。周其仁：紧张什么？现在有一种在我看来不大容易接受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变成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拿这个标准来要求经济。

对此，您怎么看？周其仁：什么叫市场化？央行调的息和美联储调的息不是一个概念的息。所以我们不如把名义汇率升得快一点，减弱国内的通胀。对此，您怎么看？周其仁：我们先来看真实汇率。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撑不到那一天。改变外向型经济的打法，简单讲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

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舍不得让名义汇率做大幅变动的路。非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是两回事。最后看中国的经验教训。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第一个现象就是高层领导在力推改革。一是有可能改不动，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记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如何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魏加宁：我认为，改革形势出现了好转，新一轮改革竞争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值得鼓与呼。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却一味地追求短期繁荣，导致泡沫迅速膨胀，这恐怕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此外，酝酿多年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方案也终于出台。国有企业的定位应当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部委之间，形成了一种改革的竞争态势。最终泡沫破裂，泡沫破裂又与人口老龄化重叠在一起，导致日本经济至今一蹶不振。过去因为亏损严重，所以推动国企改革大家容易接受。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随之，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

当然，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也应当加以改变，不应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不应是所谓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应当是以其为广大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为主要目标，并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高层领导在全力推动改革。为此，我们约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就中国改革的目标、形势、动力、模式、难题、前景等议题展开讨论。我最近刚刚从日本考察存款保险制度回来。

一位日本的金融专家告诉我，他们在对日本的金融改革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经济停滞长达20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实行得太晚了。迫切需要设立改革协调机构来推动顶层设计记者：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当务之急是什么？魏加宁：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

总之，这些年，在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的积极推动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各地区、各种类型的综合改革实验区已经广泛布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间的竞争态势。但是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无事可做，比如保障性住房，就理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包括地方的国有企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了。然而，在现实中，还有另一种批评市场经济改革的声音，您怎么看？魏加宁：我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的改革开放高潮。但是，为了保持改革的良好势头，为了使改革最终获得成功，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改革模式有关的三大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顾历史，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对加快转型发展、排除各种阻力干扰、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看来，要不了十年这一体制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其实，本应正好借着危机带来的压力，抓住机遇，全面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

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危机导向，一种是利益导向。因此，我认为，是否恢复体改委或成立新的改革协调部门，至关重要。

后来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94年宏观配套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改革开放高潮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先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迅速推出。二是审批与改革的冲突——发改委自身有项目审批权，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因此，他推改革别的部门就不服气，认为是在争权。

那时潜在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但是为了追求原来的那种高速度，于是就拼命放松银根，一边放松银根，一边推金融自由化，结果，过剩的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着其形成原因的争论一直不曾间断，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一点与大萧条是一样的，这就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迈入新阶段，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相应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跟上，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革。怎么办？再搞4万亿投资计划？再搞10万亿天量信贷？显然不行了，财政风险不允许，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一大堆了。记者：不改革又会怎么样呢？魏加宁：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得到答案。

使得苏联的体制问题堆积如山，体制基础已经腐烂，结果，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稍有不慎，国家大厦就土崩瓦解。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争的不是GDP，而是改革。

今后，中国的改革，应当而且也能够更多地依靠顶层设计。可是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又回到了直接调控，甚至调控得更细致、更微观、更直接，连计划经济都不是，干脆就是审批经济——经济过热时靠压审批来控制速度，经济冷了又靠加快审批来刺激经济。

但是，时至今日，继续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以美国金融为例，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但是分业监管体制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结果导致监管体制出现漏洞，金融监管严重缺失。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迎来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总之，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完全是所谓人口红利（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具有同样的人口结构却没有出现人口红利呢），也还有和平红利（越战后30多年的周边和平环境），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首先，去年以来，在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的亲自推动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一道进行了共同研究，为今后30年的改革开放谋篇布局。要更加主动地推进改革，要把推进改革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变成一种常抓不懈的自觉行动，要设计出一种主动推动改革的机制来。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就搞国企改革，等等。

银监会也出台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新措施。第三个现象就是在地方层面，地方之间也出现了新的竞争局面。

在改革的方式上，今后应当更多地依靠利益导向。教育部认可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举措。